计算机专业人才以瑜伽(英文:Yoga卡塔 尔(英语

我分享一个令人惊讶的理由:婚姻。

腊月27,我拖着一只巨大的黑色行李箱,从印度班加罗尔回到湖北洪湖西岸的家乡,这是我四年来第一次在老家过春节。

计算机软件工程师梅于尔.帕特尔是印度手提电话制造商京瓷集团的计算机专才,在结束了美国和欧洲的繁忙商务之旅后返回班加罗尔,精神状态「一片恍惚」。 印度南部科技中心数以千计在高压力下工作的计算机专才都需要减压,帕特尔选择了冥想。三十一岁的帕特尔说:“身处不同时区与各地有不同饮食令人头脑和肠胃不易适应;加上工作压力令情况变得更坏。”他现在每天习惯花半小时冥想。 生活的艺术基金会是一个国际非牟利慈善组织,现时为一百四十二个国家服务,基金会人员表示每月有超过四百名计算机编码员入会学习瑜伽。基金会的义工们教学员的课程是根据印度最源远流长的瑜伽艺术,混合冥想、呼吸和运动而成的。以班加罗尔的二十个中心为例,一星期的课程收取二十二美元学费。 科技顾问公司Sapient的计算机软件高级雇员阿南德.文卡塔拉曼说:“我们每天在工作上平均花上九至十小时,还要面对各种压力。我曾有数度想到会给压力拖垮。商业竞争本身就是激烈的,而完成工作的时限每每非常紧迫。不管是初级或高级雇员,你都会感到那种压力。唯有冥想帮助我保持心境平静。” 素有“印度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现时约有超过一千五百家跨国和本土公司的三十多万计算机软件专才在这里工作,由于这里跟美国相差十二小时,以致很多人需要当夜班。美国是班加罗尔的计算机软件最大贸易伙伴,这占班加罗尔百分之六十八的软件输出,总值达一百七十二亿美元。

我的证据来自在班加罗尔和一个印度人的简单的谈话,他实际上还不是工程师,但是想成为工程师。所以,这很难说是一项科学的研究。(一个人代表不了十亿多人。)但这是一场令人开眼界的谈话,我会为这个故事增添一些我先前没有察觉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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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班加罗尔出差,公司为我雇了一名司机。他是又高又帅的年轻人,英语说的也不错。他穿一套非常有型的白色制服。

在键盘上敲打这篇文章时,我才意识到,过去三年的春节,我不是在世界各地旅行,就在准备去旅行。

我们一周之内聊了很多。他告诉我,他25岁,未婚,住在父母家里,希望成为工程师,这样就能结婚了。整件事情都令我困惑。我告诉他,在美国,许多人在20出头就搬离父母家,开始独立生活。但是他解释,那不是他们文化中的习俗。我问他为什么没有结婚——因为他非常英俊,非常和善、风趣,还很精干。在聚会中,什么样的女孩会对这样的年轻人不感兴趣呢?他说他是司机,不是工程师,这严重地影响了他的选择。他的母亲为他找过对象,但是好姑娘想要有更多职业机会的人和更有身份的人。他没有随便约会。他在等待提高,想让他的“简历”在未来的岳母眼里看起来更好。

2015年春节前,规划去刚果(金)采访,因签证延误,在燕郊的公寓里,我度过一个焦躁的春节。三周后,在印度洋上的桑给巴尔岛,对着蓝宝石一样不真实的海面发呆时,我接到电话,通知我拿到去美国的奖学金。这是我“折腾史”的开端。

这种等级关系确实普遍存在,不是印度独有的。许多父母想让他们的孩子和有身份的人结婚,开车并不被认为是体面的工作。即使是穿着制服为总经理开车仍然属于劳动阶层。所以他想成为工程师,这样他在相亲中会更有市场。

2016年春节,在华盛特区北郊一个叫银泉的小城,我给班上十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和老师做了一顿“豪华”中餐。这是我频密的旅行里,难得的静谧时分。

这个故事令我感到沮丧。1.他是一位好司机。我告诉他,他应该为他优秀的表现感到骄傲。诚实面对工作,没有羞耻。我也知道,文化的力量胜过道理。2.科技部门不需要为了结婚参加工作的工程师——我们需要热爱工程学,解决问题的工程师。为了错误的理由进入工程师队伍是在腐蚀工程学的质量。

最近的2017年春节, 我在印度。但大年初一那天,我是在新德里去孟买的火车上,还是停驻在令我咳嗽不止的新德里,记忆完全失焦。总之,过去一年,我的生活,就像永远不缺意外的印度火车,脱离了一个35岁的中国年轻人的“正常”轨道。

总之,这个小伙子,非常棒的司机,其他方便也非常好的家伙,想要学习工程学,是因为他想和来自更高阶层的姑娘结婚。

如今,我生活在印度南部高原的一个比北京还拥堵的新兴城市,但我更愿意称那里为家。而江汉平原上的这个普通村庄,是家乡,更重要的意义,是我父母、奶奶和外婆依然生活的地方。


催婚,并非中国特色

本文系翻译稿,希望你阅读原文。

在我们村,我是正面典型,也是反面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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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读书,就可以像叔叔一样,去国外。”在不少场合,我被当着榜样,展示给我的侄儿侄女(嗯,还有侄孙)。在他们面前,我是个符号,代表知识改变命运,或者,寄托着村里同龄人的单纯梦想,去远方,跳脱出当下生活的种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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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没有告诉他们,国外也许并不是美国,还有可能是印度——一个由各种玩笑和蔑视组合起来的国度。

反面跟我未婚有关。小时玩伴里,不少人的小孩快初中毕业了。

“什么时候结婚?该结婚了!”在和乡邻碰面不得不打声招呼时,这些玩伴永远是最直白的。

我不时在朋友圈调侃家乡的催婚戏码。其实,对待婚姻的态度,随着阅历见长,我变得愈发从容。男性角色或许给我了一些便利,更重要的是,我已从全人类高度认识这个像“难民”一样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催婚还真不是中国的特殊国情。

在印度,这个“问题”同样令年轻人头疼。索赫妮,印度知名女记者,来自加尔各答,我在新加坡亚洲记者项目里的同学。

你父母催婚吗?和她在新加坡的食客中心喝啤酒时,我问她。她说,就因为婚姻问题,她没法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她选择和祖母住在一块。“和你不一样,我们女性身体里,成天有个闹钟在哒哒响呢。”

很不幸,在印度,逼婚、催婚的压力大多落在女性头上(至于为什么不是男性,后面会解释)。

这次回乡,父母和姨妈似乎达成某种默契,催婚调门不再像村头的高音喇叭。临走时,父亲也只是旁敲侧击:“今年家里需要重新装修下吗?”

我不清楚,这是表弟表妹们不断洗脑的结果,还是乡村社会的进步。

印度父母和中国父母

到家当天,母亲指着院子里晾着的两条秋裤,说这是你姐给你买的。

从印度回国前,几番和她通电话,我们在“秋裤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路线之争。

在美国那年,我变成了一个时尚的、忠诚的不穿秋裤主义者。母亲得知,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我竟然不穿秋裤,她吓坏了。这两年,我们没为这个少吵,在她看来,“秋裤”维系健康,“婚姻”则是安身立命之处,一样都不可或缺。

自从我游历的国家越来越多,母亲对外国的印象越来越抽象,但也越来越具体。

在她眼中,外国分两类:必须穿秋裤的和不用穿秋裤的。美国是前一类,印度是后者。

无论在“秋裤”还是“婚姻”问题上,按照印度标准,我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忤逆子。

为什么印度男性不存在逼婚的问题?主流价值里,自由婚姻仍未被广泛接受,包办婚姻至今大行其道。给自己儿子物色一个合适对象,更多被认为是父母的责任。

不止一次,我问班加罗尔的年轻司机们,你谈恋爱没?

回答没有。

那你不着急结婚吗?

司机笑笑,我母亲会给我找的。

如果说,印度司机宽容包办婚姻,我尚能找出理由,譬如,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观念还没开化。但印度精英阶层,在欧美留学过的海龟,同样不排斥包办婚姻,就令我困惑不已。

另一位在美国的同班同学,2016年12月,她弟弟在德里结婚,她专门赶回去。后来得知,她的弟媳是从印度相亲网站上找的。不过,他弟弟在德国工作,他父母经营着他的账号。

类似情况在印度十分普遍。中国城市的父母在相亲角里为子女举牌吆喝,印度父母的根据地则在相亲网站,紧盯电脑屏幕。

包办婚姻背后,也折射着家庭的权力结构。在家庭场域,印度父母比中国父母享有更多权威。

回到家,我和父母说话,就好像在通电话。说不了几分钟,我们就当着面挂断了。长时间的独处和异国旅程,疏离感成了我个性中的新基因。一旦被浓烈的情感包围,我变得很不自在。

不过,春节期间,无论我起床,还是入睡时,母亲似乎永远在厨房忙碌。我甚至吃到了自家地里的新鲜蚕豆。四月份收割时,母亲把它们装在塑料瓶里,急冻,在冰箱理里待上大半年,等我和姐姐一家聚齐,然后解冻,和浓烈的散装白酒一起下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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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做的家乡小吃,米团

在湖北老家,春节少不了藕。为了让我们吃到口感更佳的藕,母亲没有去市场买。去年,母亲下荷塘,从淤泥里挖出来几十斤。

母亲用她调制的食物和我对话,我们好像都习惯了这种对话方式——中国式的对话方式。

在地上打滚的人

和母亲相比,我和外婆更近些。她已卧床四年多,精气日渐暗淡。每次离开她,我都觉得,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回家的动力,相当一部分来自她。

站在外婆床头,家长里短,我更自然。反之,和父母的沟通,似乎还堵塞在青春期。

我大概算第一代留守儿童吧。

1995年,我开始上初中,靠种十几亩水稻,家里入不敷出,更不用说我以后的教育。

1990年代开始,农业税费开始在湖北急剧增长。同时,农产品价格低迷,农民开始大面积抛荒。这场系统性危机被学者温铁军称为“三农问题”,即所谓“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湖北作为传统农业大省,粮食生产主要依靠腹地江汉平原,家乡成为媒体解剖“三农问题”的切片,年年上南方周末头版。给总理上书的著名乡镇书记李昌平,和我来自同一个镇。

父母那时候出过最远的门,是省会武汉。母亲一个字不识,他们都不会说普通话。但是,1995年春节后,父母决定去深圳养鸭,自此,他们缺席我敏感的青春期。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虽然无法填补父母的角色, 他们成为青春期的在场者。外婆家离我家直线距离不到两百米,她和奶奶的角色并无差别。

大年三十夜,外婆告诉我,她想回自己家里过年,即使在女儿家住了这么久,她仍不习惯。但是,如果她能站起来回自己家过年,恐怕也会失望,如今的年味已经很淡。

在老家,只有两项乡俗未被抛弃:三十晚上,吃顿年夜饭;初一那天,给在世的老人拜年后祭祖;几年碰不到面的家族成员,在坟头上一起烧纸钱、放鞭炮。

这项仪式对我有特殊意义。那些新添的坟头,就像沉默之书,讲述家族里的变故。

去年的新亡人是大伯,年前刚过世。 去年9月,在他家门口,我见过他最后一面。他那时刚做完手术,手里摊着一本杂志。母亲说他脑筋和耳朵都不行了,我吼着问他,知道不知道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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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习俗,夜里要在锅里点一掌灯

他没有犹豫,答出我小名。但是,后面任凭我吼什么,他再没答一句话。

我至今不解,他到底是如何认出我。

2000年左右, 父母在深圳养鸭失败后,他们到湖南浏阳走街串巷收废品。大伯一家也干着同样的营生。有回,去他们家串门,远远的看到大伯拉着一满车废铜烂铁,正在上坡,身体几乎要蹭到地面,伯母则在后面弓腰往上推。

这个情景令我震撼,2001年,我考上大学,多少与在浏阳受得刺激相关。父辈们在异乡的遭遇,提前催熟我。

上坟前,母亲在厨房里回忆,当年我去大学报到前,大伯还给我50元当路费。我不知道,这需要多少车废品才能换回来。这有对知识的尊重,也有对我的期望。

刚到班加罗尔时,在一家临街咖啡馆,我和远在美国的土耳其裔导师通过电话,她问我:你如何克服内心恐惧下这个决定到印度来的?

正月初一,上坟时,我在烧纸钱,浓烟熏得睁不开眼,大伯母站在旁边,不知道是和我还是大伯说话,“一辈子啊,都是在地上打滚打过来的。

她意思是说,大伯一辈子都在打滚求生。这也是我要传递给我导师的准确答案,因为我也是个在地上打滚的人。

阶层

大伯的丧事是父亲一手张罗的。他去世时,他的大儿子、我的大堂哥在海南,另外两个儿子分别在贵州和湖南。

父亲在村里当会计,春节前,为了几十块钱的排灌费,大堂哥到我家,和父亲起了争执,差点把我家桌子掀了。

大堂哥已不年轻,50出头,但还像年轻时一样莽撞冲动。我读小学三年级那年,县里特警在夜间摸进我们村,大堂哥和十几位青年人被一网打尽,成为县里著名的“流氓团伙”,他们还因此上了《知音》杂志。

在90年代末,在老家,村村之间的械斗仍很普遍。大堂哥和他那些同案犯们,无一例外都是狠角色,不占上风从不罢休。犯罪事实中的一条,因一起琐事,打到邻村,把对方的房子拆了。

大堂哥们嚣张跋扈的去拆人家房子时,少不了我们这些跟者的“尾巴”。家里人一度非常担心我,怕步大堂哥的后尘。

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春风以不可阻挡之势吹到村里,年轻人的精力才被消耗到流水线上。

如今,在适应了城市节奏后,我的堂哥和同龄人,也小有成就,大多在沿海地区经营早餐店。在村里,我常常被一种不真实感笼罩,我的归属该和他们一样,在深圳或者厦门的街头卖早点。

其中的机缘,或者只能由命运解释。就像我的前同事袁凌所书,命运像是一副巨大的筛篮。

这也只是我这样乡镇青年的矫情。

但从家乡出发,我没有上过学的母亲,扛着被褥行李去深圳养鸭;从家乡出发,我的兄弟们在深圳的工厂边摆起一个早餐铺子。从家乡出发,我不管是途经华盛顿,还是新加坡,如今在印度班加罗尔做一个要面向亚洲区域的科技媒体。这并无本质差异。

或许是因为来自中国最底层,我仍然不适应印度依然分明的等级制度。

帕拉维·艾亚尔曾是《印度教徒报》常驻北京的记者,她曾撰写《烟与镜:亲历中国》一书。在书中,她写到一对在胡同里扫厕所的安徽夫妇。他们并未因自己的工作而觉得低人一等。

而在印度,工作依然和身份有强烈的关联。在班加罗尔,如果你工资超过2500元人民币,就可以请得起一位佣人做饭、打扫卫生。因为他们的工资只有200到300元。

与中国保姆不同,印度佣人具有天然“低人一等”的意识。譬如,我们在聚餐时,曾多次邀请印度佣人和我们一起享用,但从未成功过。

在中国,当下不平等的根源或许来自户籍制度,而在印度,仍与敏感的种姓问题有关。

回老家前一周,我在印度北部旅行,在颠簸的乡村公路上两边,油菜花已经盛开,田间散落两层砖楼,像极老家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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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北方的农村

在比哈尔邦的菩提迦耶,我待了四天。白天,我在小镇上的一间咖啡馆内工作,傍晚到菩提树下静坐。菩提迦耶之于佛教徒,就像麦加之于穆斯林。佛祖悟道的菩提树,依然枝繁叶茂。后来的佛教徒们,在树下修了摩訶菩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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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迦耶的摩訶菩提寺和菩提树

立在摩訶菩提寺门口的一块碑铭,记录着佛祖一句平淡无奇的话:人是否成为婆罗门,唯一能决定的,乃他在世的行为,而不是出生。

佛祖出身刹帝利种姓,仅次于婆罗门。他在2000多年前就试图实行平等革命,而至今,这对印度底层出身的人而言,仍是桎梏。

你在印度挨打过吗?

正月初三,离开老家去岳阳东站坐高铁,姐夫在开车,我和姐姐坐在后排。她问我:还在印度待多久?

无论在中国抑或印度,这是我遇到的最频繁的问题。我常犯难,因为口袋里并没有具体计划,某年某月离开印度。

但提问者,无论中国人还是印度人,背后隐藏着一致的假设:印度只是我的中转站,此地不宜久留。看看多少印度裔在美国吧。

中国人对印度的盲目厌恶和优越感,则来自印度糟糕的卫生条件、时刻处于失控状态的交通状况以及骇人听闻的强奸案件。

中国和印度互为镜像。中国基础设施的进步确实令人震撼。即便我们老家偏僻的湖乡小村庄,自来水、公路已经通到每家每户。父亲说,今年村里会通上管道天然气。

而在班加罗尔,即便市区最繁忙的商业街HOSUR路,也是坑坑洼洼。别说管道天然气,我在班加罗尔的家里做饭,只能买液化石油气。而买一罐新气,你需要提前一周向加气站申请。

即便如此,每次在中国待上一周,我便迫不及待的想回班加罗尔。

这听起来像是某种印度受虐症。但,不得不说,中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可以让在印度过得远比中国舒坦。

“在印度,尽管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一直不佳,但只要你有钱,就能生活得很滋润。因此,大多数德里家庭,只要负担得起,都会购买家用发电机以及在花园里配备自用管井,以备停电、停水之需。警察工作不力,所以许多家庭都请了私人保安。”帕拉维·艾亚尔写道。

在印度生活一年,她给我的回馈远不止于此。

2017年是中印关系数十年的低谷。自去年6月中旬,两国军队在中国和不丹边界对峙,一直持续到8月底。近三个月时间里,甚至今年春节期间,仍不断有人问我:那段时间,有没有印度人打你?

我一直尝试解释,印度东北七邦的民众,属于蒙古人种。和我们长相几乎一模一样,因此,在大街上,很难分辨出你是印度人和中国人。

我没有解释的是,两国关系不在状态,但是我从未因中国人的身份,感受到普通印度人的敌意。

在洞朗对峙期间,我从班加罗尔机场去孟买出差,经过安检时,保安先是和我用日语打招呼,发现我是中国人后,硬是拽着我,要我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下“nihao”,教了他四五遍,才肯放过我。

在班加罗尔大街上,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和中国不一样,一旦出现类似状况,所有的人都会冲过去搭一把手。

这些在场的观察,捅穿了我对印度的刻板印象。印度依然贫穷,但在一些方面,也值得中国尊重和学习。

在印度,我也重新开始打量中国。

两国关系紧张时,也未阻挡中国企业对印度的热情。当两国外交部宣布对峙结束,腾讯就公布了对印度最大电商Flipkart的投资计划。

阿里在印度的动作更早。Paytm号称印度“支付宝”,目前估值仅次于Flipkart,早在2015年,阿里就已注资Paytm。

不仅仅是阿里、腾讯这些巨无霸,今日头条、滴滴、美团均已进入印度。中国资本和企业在正重新塑造印度的创投格局。

而印度的创业企业也开始对中国产生浓厚的兴趣。2017年11月,我在北京接待了印度最大的连锁茶饮企业Chai Point。我带着它的创始人Amuleek去参观了三里屯的喜茶店。我们三个人买了六杯茶,Amuleek还把喜茶的杯子带回印度去研究。

中国科技企业走出国门,进入印度、印尼和全球市场,在新兴市场掀起波澜。这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现象。但遗憾的是,中国媒体却集体失语。

当资本跨境流动变成常态,中国科技企业变得更加国际化,中国媒体已被甩在浪潮之后。这造成中国和国外市场巨大的信息落差。在班加罗尔的一年,我清晰看到这个巨大的裂缝,这也构成我创业的基础。让外界了解的科技发展,同时,也帮助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的道理上,提供有价值的资讯。

回印度之前,我在面试一位印度记者时,给他写邮件说,我们现在从事的工作,谈不上改变世界,但是,我们要改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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